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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〉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‧韋伯(1864-1920)於1919年在慕尼黑大學進行的演講，談論作為政治家應具有的理想素質。(順便告白一下，韋伯是我學術上的偶像。) 當時德國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，國內左派右派互相鬥爭。下文中引號內的段落即為此篇演講稿的節錄，使用的是錢永祥的譯本，粗黑體為我所加。
 
「就政治家而言﹐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：熱情(Leidenschaft)﹑責任感(Verantwortungsgefuhl)﹑判斷力(Augenmass)。所謂熱情﹐我指的是切事(Sachlichkeit)的熱情﹑一種對一件“踏實的理想”(Sache)的熱情獻身﹑對掌管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熱情歸依。……
這種心態﹐是一種不會有任何結果的“以理知上的有意思為尚的浪漫主義”(Romantik des intellektuell Interessanten)﹐沒有絲毫切事的責任意識。不論如何誠心﹐只有熱情是不足的。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﹐而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“踏實的理想”之同時﹐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。這就需要政治家具備最重要的心理特質：判斷力。這是一種心沉氣靜去如實地面對現實的能力；換句話說﹐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。“沒有距離”﹐純粹就其本身而言﹐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；也是我們新起一代的知識份子﹐一旦養成便會註定他們在政治上無能的性質之一。因此﹐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﹐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。」
「一切具有倫理意義(ethisch orientierte)的行動﹐都可以歸屬到兩種準則中的某一個之下；而這兩種準則﹐在根本上互異﹐同時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。這兩種為人類行動提供倫理意義的準則﹐分別是心志倫理(Gesinnungsethik)和責任倫理(Verantwortungsethik)。這不是說心志倫理就是不負責任﹐也不是說責任倫理便無視于心志和信念。這自然不在話下。不過﹐一個人是按照心志倫理的準則行動(在宗教的說法上﹐就是“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﹐後果則委諸上帝”)﹐或者是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(當事人對自己行動〔可預見〕的後果負有責任)﹐其間有著深邃的對立。對一位衷心接受心志倫理的工團主義(syndicalism)份子﹐你可以提出一套十分服人的說法﹐指出他的行動在後果上﹐將使得反動的可能大為增加﹑他的階級會受到更強的壓迫﹑這個階級的上升會遭到更多的阻礙﹐但這些對他不會有任何作用。若一個純潔的意念(Gesinnung)所引發的行動﹐竟會有罪惡的後果﹐那麼﹐對他來說﹐責任不在行動者﹐而在整個世界﹑在於其它人的愚昧﹑甚至在於創造出了這班愚人的上帝的意志。與此相對﹐按照責任倫理行動的人﹐會列入考慮的﹐正是平常人身上這些平常的缺陷。這種人正如費希特(J. G. Fichte)的至理名言所說﹐不以為自己有任何權利去假定人類是善的或完美的﹐也不覺得自己可以把自己行動可以預見的後果﹐轉移到他們的肩上。這種人會說：這些結果﹐都應該歸因於我的行動。以信念及心意為倫理原則的人﹐覺得他的責任﹐只在於確保純潔的意念(Gesinnung)──例如向社會體制的不公所發出的抗議──之火焰常存不熄。他的行動本身﹐從其可能後果來說﹐是全然非理性的；但這種行動的目的﹐乃是去讓火焰雄旺。這類行動的價值﹐只能在於並且也只應該在於一點：這個行動﹐乃是表現這種心志的一個楷模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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